二十四岁的时候，我用一支旧得不成样子的钢笔给父亲写过一封信。在信里，我讲了一下家里的近况。母亲仍然自己一个人，和我生活在一起，没有出去工作，每天在家里看电视养花。我，马上就要结婚，妻子是出版社编辑，因为出版我的小说认识，她比我年长，不算漂亮，但是人很和善，也很敬业。她说从第一次见到我开始，就觉得我这个作者似乎可以信任，这种感觉在之后的交往中得到了确认。我还在信里讲了一下艳粉街现在的状况，它已经被夷为平地，然后在上面盖了无数的高楼，现在已经是核心市区的一部分，有几个大型的超市和不少的汽车4S店。我在信的最后说，虽然很久之前你就告诉我，不要去看你，不用再给你写信，可是在这样特殊的时刻，我还是想写信给你，跟你讲一下。然后我把那支旧钢笔放进信封里，把信寄了出去。

像过去一样，我没有收到回信，但是收到了那支旧钢笔，监狱把钢笔给我退了回来。我明白他们的意思，钢笔有时候会成为凶器，这已经不是十几年前，一切还都较为宽松。我把它和我的旧信件放在一起，锁进了抽屉。

我和我的父母搬进艳粉街的时候，是1988年。那时艳粉街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准确地说，不是一条街，而是一片被遗弃的旧城，属于通常所说的“三

不管”地带，进城的农民把这里作为起点，落魄的市民把这里当作退路。它形成于何年何月，很难说清楚，我到那里的时候，它已经面积广大，好像沼泽地一样藏污纳垢，而又吐纳不息。每当市里发生了大案要案，警察总要来这里摸一摸，带走几个人问一问。这里密布着廉价的矮房和胡同，到处都是垃圾和脏水，即使在大白天，也会在路上看见喝得醉醺醺的男人。每到秋天的时候，就有人在地上烧起枯叶，刺鼻的味道会弥漫几条街道。

那年父亲三十七岁，刚从监狱出来，1985年，他因为偷了同事的两副新扑克牌，在监狱里待了三年。在入狱之前，他是工人，据母亲说，父亲晚上喜欢读武侠小说，还参加过厂里的征文比赛，写过歌颂“两个凡是”的诗歌。出来的时候他一条腿瘸了，不过还可以自己走路。找工作的时候他经常要在对方面前走几圈，你瞧，我瘸得不厉害，他总这么说。一个狱友，先他四个月出狱，在艳粉街开了一家台球厅，要他过去帮忙，他说那里房租便宜，对于像他们这样的人有很多的工作机会，容易交到朋友。台球厅在地下一层，没有窗户，装有两个硕大的排风扇，里面每天烟雾缭绕，卖一块五一瓶的绿牌儿啤酒和过期的花生豆。大人们在里面喝酒打球，谈事情，除了十几个台球案子，还有六七个

房间，有的里面是一张牌桌，有的里面是一张床。父亲的任务是拿着一根废旧的台球杆坐在台球桌旁边的椅子上，装作会打球的样子，处理一些纠纷。他常哼着里面播放的音乐，在一年后，他最后一次伤人之前，他已经学会了不少粤语歌。

奇怪的是，他一直没有学会打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