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革命运动

411年，雅典人已经进入他们驱逐僭政、建立自由以来的第100年。这100年里，在绝大部分时候——自从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508/507年改革以来——，雅典人享有的是一个民主的政体。开始的时候，这个民主政体比较温和；后来到了公元前5世纪中期，经过埃斐亚提斯（Ephialtes）和伯利克里变革，这个民主政体从温和走向彻底。时间流逝，施行民主政体的雅典权势增长、日渐繁荣，雅典人也就再无动力去摧毁民主政体、代之以寡头政体。然而，寡头政体才是希腊人最为熟悉的政治体制。关于寡头阴谋的流言时有出现，但无一得以付诸行动。 [1] 雅典的绝大部分上层民众是接受民主政体的，他们要么在民主政体之内参与竞争、争取民主政体的领导权，要么就远离政治。然而，到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雅典几乎所有政治领袖都出身显耀。

即便如此，对于民主理念和民主政体的敌意并没有消失。毕竟，希腊的贵族政治传统压倒一切。荷马史诗呈现的世界，价值观念全然是贵族传统的，而荷马史诗是所有希腊文学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作决策、下命令的是贵族，平民只需恪守本分，遵守命令。 [2] 在墨伽拉的第欧根尼（Theognis of Megara）的诗歌中，6世纪时，贵族遭遇政治与社会剧变，心怀怨恨（-106，107-）；在民主政体的敌人那里，第欧根尼的言辞和理念一直深入人心，颇具影响，直到公元前4世纪时还被柏拉图援引并予以肯定。第欧根尼将人类分作截然不同的两类：善而高贵的，坏而低贱的。这种分类的基础是出身，将社会地位和德行清晰而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有高贵的人掌握判断（judgement，gnome ），常怀敬畏（reverence，aidos ）；因此，也只有高贵的人有能力行使温和、节制、正义。这些品质只有少数人具备，多数人都不具备；而那些不具判断且不怀敬畏的人，自然不知礼耻、傲慢自许。此外，这些优等品质只能通过出身获得，不能通过教育养成：“［要造就好人］，生养容易，教养困难。驽钝之辈不可教，恶劣之徒不可改。……如果能够人造并灌输思想，则善人之子屡从善教，绝无可能变得邪恶。然而，欲教化邪恶之徒，徒劳也。” [3]

忒拜诗人品达（the Theban poet Pindar）——维尔纳·耶格尔（Werner Jaeger）称他为“贵族之音”——对于雅典上层民众的影响势必较第欧根尼更大。品达生活于公元前5世纪中期，其凯歌（odes）赞美的是运动场上的胜利，而这正是贵族文化非常珍视的成就。品达凯歌所传达的理念与第欧根尼几无二致：出身显耀者相对于芸芸大众而言，在智力与德行方面都天生优越；这种差别无法被教育抹去。

血统煊赫者质地贵重；

以学窥道者却如临深夜，辗转各路，

步履永迟疑，思绪常不定，

徒劳尝试，所及却不过是德行的枝末。 [4]

理解能力同样是与生俱来。只有生来智慧的人能够理解他的诗篇及其他重要事务：

在我臂弯之中，诸箭颤抖待发；（-107，108-）

它们与理解之人谈话；大部分人与之交谈却需要翻译。

天赋智慧者才真正博知；庶民就得教。

他们无所不谈，然嘈杂喧闹，徒劳一如

乌鸦之于宙斯的神鸟。 [5]

这些观念，最起码也是在暗示，民主政体并不明智；甚至在一些人看来，民主政体既不公平，也不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