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第一本书是他默默地抑制着冲动的激情一口气写出来的。每天晚上，当活字铸排机沉寂无声，一楼那架轮转机只发出微弱而哀怨的叹息时，他便躲进巴兰基亚《先驱报》阒无一人的编辑部里奋力打字。在空着座位的写字台上方，电风扇的叉形扇翼徒劳地转动着，想要驱走炎热。远处，从“罪恶大街”的酒吧里传来一阵阵粗俗不堪的音乐。当他疲惫地从打字机旁站起身来，夜已经很深了，天都快要亮了；但他却毫无睡意，马孔多的人物和故事依然萦绕在他的脑际。他把刚刚打好的稿件装进一个皮口袋，走出报社。外面飘散着海滩和烂水果温热的气味，这是这座城市的老味道。在一家酒吧门口，一个醉汉踉踉跄跄地迈着步子。加夫列尔夹着手稿，穿过圣尼古拉斯广场，向那家妓女寄宿的旅馆走去。旅馆下面是公证人事务所。除了乞丐和垃圾，街上空荡荡的。等待着加夫列尔的那个单人房间，每晚只要一个半比索；不过四壁都是硬纸板，里面只有一张行军床。

他的第一部小说就在这种环境里问世了。《枯枝败叶》是一本内容充实的书，它已经包含了马孔多所有的荒凉以及对昔日的眷恋，完全有理由使它的作者名扬拉丁美洲。然而事与愿违。任何一位作家只要写出一部优秀的作品（而他已经写出了四部）便有权享受的公众的承认、声誉或者说酬谢，却在许多年之后才来到他的面前。当时，他的第五部作品《百年孤独》，出乎他本人的意料，先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后来在整个拉丁美洲，最后在全世界，像热香肠似的出售。

这个时期，这种等待是艰难的，极需耐心，也许还要承受一些轻蔑，但是也悄悄地被不确定性，自然还有某些问题所纠缠。

《枯枝败叶》耽搁了五年之久才得以出版。虽然这本书的原稿只送到很少几个出版商手里，但是竟然没有一个人对它感兴趣。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洛萨达出版社的审稿编辑、西班牙评论家吉列尔莫·德·托雷将原稿退回，还附了一条措辞生硬的评语：这本小说没有价值，但还算有些诗意。出于怜悯，他甚至还忠告作者最好改行做别的工作。当时在波哥大《观察家报》当记者的加夫列尔最后只得自行编辑校对，自费出版了《枯枝败叶》；他靠几个朋友帮忙，在波哥大一家简陋的印刷厂把书印了出来。

这部小说理所当然地在当地受到了好评，但是比起加夫列尔为《观察家报》所写的新闻报道来，它的反响却要小得多。他连载的海难幸存者的历险故事或者自行车赛冠军的生活轶事往往使报纸销量大增。

当《观察家报》将加夫列尔派驻欧洲采访时，他已是国内颇负盛名的记者了，然而依然是一名无人知晓的作家。一九五五年冬，他下榻居雅斯大街的佛兰德旅馆，对于这家旅馆的老板娘来说，尊容经常见诸报端的加夫列尔，当时不过是，也许如今依然是“那个八楼的记者”罢了。

我就是在那时候认识他的。我曾经写到过，当时他只是一个孤零零的双鱼（今天，他那稳定的上升星座金牛已经主宰了他的生活），只受自己预感的指引。他身材瘦削，又长着一副阿尔及利亚人的面孔，这种模样往往会引起警察的疑心，也把真正的阿尔及利亚人搞糊涂了（他们有时会在圣米歇尔大街停住脚步，用阿拉伯语跟他攀谈）。他一天要抽三盒烟，不懂法语，冥思苦想企图在石头和雾气的海洋巴黎闯出一条路来。那时正值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也是布拉桑的歌曲开始风靡，情侣们绝望地在地铁里或家门口亲吻的年代。在布达佩斯事件之前，人们从政治角度看待世界还好比看西方电影一般：社会主义这一边是好人；另一边则是坏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