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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事

申请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获准，推荐人为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中央民族学院王钟翰教授。7月10日由上海经旧金山至纽约，次日到达。妻、女同行，据称为上海赴哈佛大学大陆留学生及访问学者中首次，因以往皆本人抵美国后方能申请家属“伴读”。

8月，去柏克莱大学参加国际科技史大会，首次在国外参加国际会议，以英语报告及讨论，并接受记者采访。于斯坦福大学谒见施坚雅（W. B. Skinner）教授。

10月，晋升为副教授，为职称评定“解冻”后首批。

11月初，谒杨联陞先生，此后多次受教。

我国部分省界形成的历史

——政治因素举例

翻开一幅中国地图，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的省级界线有两种情况：一部分是相当符合自然地理区域界线的，如太行山分隔了河北、山西，武夷山分隔了江西、福建，南岭山脉正好是广东、广西同福建、江西、湖南的天然界线。但是也有一些省界却完全不符合自然地理区划，明显的例子是，秦岭之南的汉中盆地不属于地理条件更接近的四川，而是属于秦岭之北的陕西；江苏、安徽不仅跨长江南北，而且包括淮河流域；太湖流域却又分属江苏、浙江；称为“河南”的河南省又有相当一部分在黄河之北。很显然，行政区划的形成并不仅仅决定于自然地理因素，还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制约，而政治因素往往起了主要的作用，前面提到的这几个省的省界的形成就是如此。

一

自古以来，秦岭曾经是不同行政区的天然界线。早在二千二百年前的秦朝，秦岭以北是首都咸阳所在的内史（首都所在地区的郡级单位），而秦岭之南则是汉中郡。西汉和东汉期间（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 [1] ，长期稳定的建置是：秦岭以北为右扶风、京兆尹（首都所在地及其毗邻的两个郡级单位）和弘农郡三个单位，秦岭以南依然是汉中郡。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分全国为十四个监察区，秦岭以北的三个单位都属于司隶校尉部，汉中郡则隶于益州刺史部。东汉后期，这些监察区演变为行政区，但这条界线始终没有改变。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别，加上长期隶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域，秦岭南北的人文地理条件也不相同。所以在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和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中都将秦岭南北分为两个不同的地理区，前者属巴蜀，后者为关中，两者的物产、经济、风俗、文化都很不同。

秦汉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条界线也一直没有改变。在统一的王朝中，秦岭是不同政区间的分界线；而在分裂时期，秦岭又常常成为割据政权的边界。三国时的魏与蜀、吴之间，南北朝之间，五代时前、后蜀与北方政权之间，南宋与金之间，大致都曾以秦岭为界。至今脍炙人口的诸葛亮六出祁山的故事，就是蜀、魏之间以秦岭为边界进行的持续战争。从秦朝开始直到南宋末年，这条界线维持了近一千五百年。

但在元朝统治四川以后，就将设在汉中盆地的兴元路划归陕西行省。从此，汉中盆地和关中盆地就一直处于同一个行政区。明代的陕西布政使司和清代的陕西省都包括汉中盆地的汉中府、兴元府。元朝统治者做出这样的改变显然是出于军事和政治上的考虑。在宋金对峙和宋元之战中，秦岭及四川盆地一直是宋军凭借有利地形长期守御的战略要地。将秦岭以南的汉中划归陕西，就使四川失去了北方的天然屏障，不易形成一个完整的割据区。在政治、军事中心在北方的情况下，这样无疑会有利于北方对秦岭南部以至整个四川盆地的控制。明清两代的政治中心都在北方，这种划分对维护由北向南的控制同样是有利的，四川盆地多次作为割据基地的历史和“天下未乱蜀先乱”的现实危险更是统治者不得不顾虑的，所以这条界线得以长期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