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在各种学报中的论文，这都是史考，还不是史学。真正的史学，必须是以人生为中心的，里面跳动着现实的生命。应该有人随时做这类工作。我相信，中国过去讲通史，如司马迁，或西方如Ranke,也讲universal history，都是认为史学本身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目的，除了分析以外还要有综合工作，否则，历史的知识是死的(并不是说没有用)，就只能摆在图书馆里。写通史，问题就来了，很多人对很少的东西知道得很多，而对很多的东西知道得很少，这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做综合工作?并不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写一部通史，或全面的历史，你可以写一个时代，你也可以写一个专门，或者政治制度史呀，或是思想史呀，或是经济史呀，这样也是一种综合工作。所以综合不限于一个全面的，当然全面的教科书也会不断有人写，社会上也有这样的要求。我们这几十年来在教科书、通史的编写方面，可以说成绩很有限。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我认为至目前为止，还是最有见解的一部书。钱先生的书，当然有人批评，这是任何著作都不能避免的。但你要从看问题的深度方面、广度方面，从见解方面来了解这书的价值。如果你要我介绍一部通史给你读，我只能介绍钱先生这一部。钱先生这部书，不是真正的教科书，这里包括了他的许多特殊的心得。不过，他是希望成为教科书，而且实际上已经被大家用为教科书好几十年了。这书在大陆引起了许多批判，这就证明它有影响。比如研究王安石，大陆上有许多专门研究王安石的文章，可是他们也还是把《国史大纲》中讲王安石的一段特别提出来，加以批判，可见钱先生的观点，是有他的独到的地方。所以我希望好的史学家，第一流的史学家，除了做分析的工作之外，还要注意综合的工作。最后的历史(ultimate history)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们认为最合乎标准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