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乃自上年八月以后，中外官绅，妄测朝廷意旨，兴学一事，动色相戒。近来刚毅因撙节经费，奏撤江宁学堂，日本之人，群目为不祥。西人訾议，亦率如此。

环球各国，皆以教化为立国之根，自强之基础。波兰、印度之广土众民，以无教化而速亡；瑞士、瑞典之弹丸小国，以有教化而长存。有国有家者，不可不深长思也。 [8]

以上段落是我分的。庆宽所论，就其大方向来说，是正确的，若细究其内容，却多有错误。第一段称“学堂办法”是中国“三代（夏、商、周）以来之学制”即大误。近代教育是一个知识体系的教育，小、中、大学与三代的家塾、党庠、国学是不同的，且三代的教育制度多见于古文经，尤其是《周礼》，其真实情况是不太清楚的。中国（或日本）没有直接走向近代教育，非为“学臣失职”所致。第二段讲日本的国民教育与普通教育制度，强调其最终效果是培养出“政君泽民”的“上者”和“明忠孝大义”有“治生之业”的“下者”，这些虽然是明治教育的主要目的，但并不是唯一目的，没有谈到“求知识于世界”的教学内容。“政君泽民”是志向，能否做到，则要靠其知识。第三段讲到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这种从天津到湖北的传播路线不知庆宽得知于何方。“小学未兴，遽言高等，遽设大学”，实际上是讲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悖论。第四段说的是教育的重要性，然而波兰、印度并非因教育不良而亡国，瑞士、瑞典亦非因教育优良而长存。根据刘学询、庆宽的《商务日记》，他们并没有考察日本的教育，也没有参观过日本的大、中、小学。若以庆宽的上述思想来兴办近代教育，与日本明治时期教育发展经验，只有形似而不得其要领。

在刘学询、庆宽的访日报告中，让我读之最为兴趣盎然的，是关于日本银行金库的描述，《商务日记》记曰：

文词中可见其惊异的神态，有如儿童观看西洋景。时任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董事的刘学询，向日本银行总裁山本达雄询问该行的造价，答曰：“筑造银行工本约一百五十余万。”曾任内务府银库员外郎的庆宽，至此又会有什么想法？那座管着清朝皇室用度的库房，留下了种种“库丁谷道”的不洁传说。这位超期任职的银库官员，给自已挣下了宝禅寺胡同（今北京西城宝产胡同）一处严重逾制的“共计灰瓦房一百八十二间半”的大宅，也在民间留下了“房新树小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的看房经验。 [9] 尽管山本达雄总裁告知“一切度支，均归本银行司其出纳，大藏省专主会计而已”，庆宽的《敬陈管见六端》也说明了其财政改革的设计，有“钱币”“纸币”“银行”“租税”四项，但他们似乎没有想到，中国若是按照西方的样式建立国家银行，发行其通货，设置其金库，原来庞大的由户部银库、内务府银库、各省藩库组成的用于纳入、保存和支放实银的库藏体系，将因丧失功能而会完全消失，变成户部、内务府、各省布政使司在国家银行上的一个个账户。 [10]

详细阅读山县有朋《意见书》，再详细阅读刘学询、庆宽访日报告，我个人突出的感受是，双方在国际关系观念、处理国际关系手段以及政治、经济诸多学识上存在着的巨大落差。这些都是知识的差距。

也正是如此，刘学询、庆宽使日的第二年，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的反叛。民众的反抗自可视为利益上的以牙还牙，反抗方式的愚昧却是近代教育的欠账；颟顸的清朝王公们竟然相信能降妖伏魔的“神兵神将”，亲眼查验“刀枪不入”的神功。这些仍表现出知识的差距。从6月21日清朝发布宣战诏书，到8月15日慈禧太后、光绪帝逃出北京城，时间仅仅是55天。8月28日，俄、日、英、美、法、德、意大利、奥匈帝国八国联军共计3170人在紫禁城举行阅兵式——从大清门进入，沿中轴线，入天安门、端门、午门，穿越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出神武门，整个过程奏乐鸣炮，前后历时一个小时。 [11] 紫禁城的中轴线，仅供皇帝、皇后、皇太后使用，而八国联军的铁蹄亵渎着大清帝国最神圣的象征。到了这个时候，日本及侵华列强，还真有本事可以决定慈禧太后的政治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