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如何超越邓巴数的呢？人类普遍的答案是等级制度的发明。几个村子在酋长的领导下结盟，而几个这样的联盟在一个更高的酋长领导之下合并在一起。为了发展，这些联盟增加了更多的村庄，而如果必要的话，还会增加更多的层次结构。

等级制度意味着领导者可以协调大群体，而无须以个人身份与超过150个人联系。图尔钦说，除了他们的邻近圈子之外，平均而言，一个人还会与一个更高层级的人，以及8个更低层级的人互相联系。

美国新英格兰复杂系统研究所的亚尼尔·巴尔–亚姆说，这些联盟会继续扩大，复杂性也继续增加，以便从事更多种的集体行动。一个社会要想生存，其集体行为必须与它所面临的挑战——包括来自邻国的竞争——一样复杂。如果一个群体采用了等级社会的制度，它的竞争对手就也得这么做。于是等级制度传播开来，社会复杂性也增加了。

更庞大的等级制度不仅更容易赢得战争，而且可以通过规模经济养活更多的人，这促进了技术和社会创新，如灌溉、粮食储存、档案记录和宗教统一等。紧接着，城市、王国和帝国渐渐形成。

但这些不是民族国家。一个城市或地区可能被一个帝国征服，不管它的居民的“国家”身份如何。“把国家看成是政治所必要的框架，且认为其像人类文明本身一样古老，这种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德国莱比锡大学历史学家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Andreas Osiander）说。

一个关键点是，农业社会很少需要实际的治理。90%的人是不耕种就挨饿的农民，因此大部分是自我组织的。政府通过干预削减开支，实施基本刑法，并保持其在无争议领土上的和平。除此之外，它的主要作用是守住这些领土，或获得更多领土。

奥西安德说，即使到了后来，统治者也很少花时间治理。在17世纪，法国的路易十四把50万名士兵派往外国作战，但只有2000名在国内维持秩序。在18世纪，荷兰和瑞士根本不需要中央政府。许多19世纪来到美国的东欧移民可以说出他们来自哪个村庄，但说不出他们来自哪个国家：国家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

布勒伊说，在现代之前，人们根据他们的统治者是谁来“纵向”定义自己。农民与当地市场之外的横向互动很少。国王还统治了哪些人，以及这些人跟自己是否有相同点，这些基本上都是无关紧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