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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 蒋介石的地缘关系
蒋介石的1932年
金以林 [1]
1932年，在国民党统治中国的22年间，给人们的印象是非常平淡的。除了年初爆发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外，几乎没有值得大书特书的重大历史事件。然而恰恰就在这一年，蒋介石经过第二次下野后的深刻反省，无论是对怎样统治这个国家，还是治理国家需要采取怎样的手段和方法，都发生了明显有别于此前的变化，这为他此后在国民党内确立最高领袖地位奠定了重要基础。
这一切都源自1932年，却往往被许多研究者所忽视。
一 训政初期的反思
蒋介石一生有过三次下野，分别在“军政”（1927）、“训政”（1931）和“宪蒋介石一生有过三次下野，分别在“军政”（1927）、“训政”（1931）和“宪政”（1949）阶段。前两次下野，最大的压力来自国民党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如董显光所言：尽管蒋“曾经行使国民党的最高权力”，但“尚未得到老一辈同志所承认。他仍被认为军事的，而非政治的人物”。 [2]
如果将1932年以前的八年分为两段的话，对蒋介石来讲，前四年是他实践孙中山提出的“军政”时期，也就是依靠武力统一中国。蒋介石主要依靠黄埔建军，完成北伐。1928年国家统一后，遵照总理遗教，国民党的统治进入“训政”时期。而此时掌握中央政权的蒋介石，因自身存在的两点天生不足，深深影响着他的创业大计。
从客观方面讲，他在党内地位太浅，“老一辈的同志”仍示蒋为“军事”的而非“政治”领袖。因此党内对他“不服”或“不满”的大佬们，总是不断地联络地方实力派，挑战蒋所获得的中央政权的合法性。他被迫四处征讨，以期实现他所希望的统一大业。
从主观方面讲，蒋重于军事指挥而缺少政权建设的才能。在武力平定党内反对派的几年间，他几乎都是在前线指挥作战，而帮他料理南京政权的，主要是立法院长胡汉民和行政院长谭延闿。胡、谭二人不仅在党内有着崇高的地位，而且都有着丰富的政权管理经验。早在民国初年，胡汉民、谭延闿就分任广东和湖南都督。当蒋在前线作战之时，胡、谭在南京主持党务、政务，令蒋没有后顾之忧。特别是胡汉民的作用更大，蒋介石自己都承认：“国府成立以来，各种设施，百分之九十九悉依汉民之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