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外，大学士李霨，“上所依任，参预机密。天子尝口授公起草谕统兵亲藩将帅方略，退食或至夜分，或留宿阁中。出，或问以时事，默不应。其慎重不泄，识者谓得古大臣体”。 [43] 李霨、王熙参与军机，是汉官中的特例，但充其量只能说深蒙玄烨信任，未因民族歧见被排斥于本身职任之外，与满大学士参与议政性质迥然有别。值得注意的是，任左都御史的魏象枢至十八年似仍不了解满大学士参与议政的原委，以至在九卿会议此事时云：“阁臣原不预会议。（山东巡抚周）有德系外臣，想不知此例。” [44] 阁臣参与议政起自于何时，《起居注》、《实录》等官书均无记载。
故宫博物院所编《文献丛编增刊》专集《清三藩史料》，多载康熙十三、十四年间议政王大臣会议题奏，其中最早出现大学士署名的，即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康亲王杰书、安亲王岳乐领衔的题本，署名大学士的依次为：中和殿大学士图海、保和殿大学士索额图、文华殿大学士对哈纳、中和殿大学士巴泰，清一色的满员。勒德洪未见，乃因其十六年方任大学士。明珠、米斯翰分别以兵部尚书和户部尚书在列，亦沿顺治九年的成例。可见，满阁臣预议政于十三年已成定制，上距叛乱爆发仅仅半年。但我们毕竟没有直接证据，说索额图参加了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议政会议。历史考证往往会面临这种尴尬，我们明知已经非常逼近目标，可就是无法获得“现场”证据。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们不妨将以下两点考虑进来：第一，凡一制度的形成，必有相当过程，多是先有既成事实，然后形成定制。况且，顺治朝已
有大学士议政的先例。第二，索额图是清除鳌拜集团的最大功臣，又是玄烨皇后的亲叔，其与玄烨关系之深，受玄烨依任之重，远非议政王大臣所能相比。虽在撤藩问题上与玄烨所见不同，但非独持异议。事实上在平藩战争前期，索仍是玄烨最得力的辅佐。至于后来说“昔吴三桂之乱，索额图时参谋议，从未发一善策”， [45] 乃索依附皇太子被玄烨处死三年之后所言。此刻索在玄烨心中已是“本朝第一罪人”，玄烨愤恨之余，不惜过甚其辞。总之，玄烨在获知吴三桂叛乱紧急召开议政会议，势无撇开索之理。基于这两点，我宁愿推断索以大学士参与了二十一日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并以此开启康熙朝满阁臣预议政的端倪。如前所述，索额图杀撤藩者的妄请，正是在这次会议中提出来的。
索额图参与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决定发兵的议政会议，并提出杀撤藩之人；而魏象枢的“有苗格”之议既为王熙所闻，则必发于十三年以后的满汉集议之中：二者在时空上邈不相接。而且，索额图既不主张撤藩，且欲杀主撤者，则当初绝无可能赞成发兵甚明。若按玄烨所说，魏象枢亦阻挠发兵，则索、魏二人所持立场岂非一致？无论从哪一方面考虑，说魏象枢因阻挠发兵与索“争论成隙”，皆无法成立。玄烨上谕所云，不应属误记，而是诬辞。
欲进一步探讨玄烨的这种混淆和诬蔑何以产生，必须分析康熙十八年地震引起的一场政治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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