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文集》自序

朋友劝我出一个文集，提了几年了，我一直不感兴趣。第一，我这样的作家值得出文集么？第二，我今年七十三岁，一时半会还不会报废，我还能写一点东西，还不到画句号的时候。我的这位朋友是个急脾气，他想做的事就一定要做到，而且抓得很紧。在他的不断催促下，我也不禁意动。我出的书很分散，这里一本，那里一本，有几本已经绝版。有的读者或研究我的学生想搜罗我的作品的全部，很困难。有一个文集，他们翻检起来就可以省一点事。编一个文集，就算到了一站吧。我也可以歇一歇脚，稍事休整，考虑一下下面的路怎么走，我还能写什么，怎么写。于是接受了朋友的建议。

把作品大体归拢了一下，第一个感觉是：才这么一点！半个世纪过去了，我都干了些什么？时间的浪费真是一件可怕的事。不是我一个人，大部分作家都如此。大半时间都是在运动中耗掉的。邓小平同志说运动耽误事，这是一句很真实也很沉痛的话。“左”的文艺思想又扼杀了很多人的才华。老是怕犯错误，怕挨整，那还能写出多少好作品？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所走过的道路，是值得大家都来反省一下的。

文集共四卷。第一卷是短篇小说（分上、下册），第二卷是散文，第三卷是文论，第四卷是戏曲剧本。

我是四十年代开始写小说的。以后是一段空白。六十年代初发表过三篇小说。到八十年代又重操旧业，而且一发而不可收，发表小说的数量不少。这个现象有点奇怪。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我在八十年代初发表的一些小说，只能说是“王杨卢骆当时体”，“至今已觉不新鲜”。现在的青年作家看了那些小说，会说“这有什么？”但在初发表时是颇为“新鲜”的。那时有青年作家看了《受戒》，睁大了眼睛问：“小说也是可以这样写的？”他们原来以为小说是只能“那样”写的，于此可见作家的文艺思想被束缚到了何种程度。

“那样”写的小说是哪样的小说？

得有思想性。

小说当然要有思想。我以为思想是小说首要的东西。但必须是作者自己的思想，不是别人的思想。一个小说家对于生活要有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思索，自己的独特的感悟。对于生活的思索是非常重要的，要不断地思索，一次比一次更深入的思索。一个作家与常人的不同，就是对生活思索得更多一些，看得更深一些。不是这样，要作家有什么用？但是一些理论书中所说的“思想性”实际上是政治性。“为政治服务”是一个片面性的、不好的口号。这限制了作家的思想。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有一种倾向，即从“为政治”回归到“为人生”。我以为这种倾向是好的，这拓宽了文学创作的天地。政治不能涵盖人生的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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