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易术吸引住了凯普勒，那又算得了什么呢，难道碍着他了吗？什么是主要的，什么又是多余的？该由谁来对此作出判断？譬如，瓦格纳把自己的诗篇看得比自己的乐曲还重。如果他是正确的，写诗确实帮助他去作曲，因而他把诗篇看成是比一切都珍贵的东西……那又能怎么样呢？如果分心旁骛对柳比歇夫有帮助……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一九六五年，他忙于研究玻璃窗上由寒气冻成的花纹。他照了几十张、几百张花纹的相片，最终写成了《论玻璃窗上由寒气冻成的花纹》一文。
这一条小品文式的标题丝毫没有使他感到不好意思，虽然这是讥笑他再好不过的口实——瞧，有一位退休的教授想从玻璃窗上由寒气冻成的花纹中汲取学术思想啦！
从这众所周知的现象中还能搞出什么新名堂来呢？谁没有欣赏过严寒在玻璃窗上画出来的毛茸茸的灌木丛？哪个人都能发现这些图画同植物、蕨类、树叶和木本类植物有着出奇的相似之处。
问题在于这种花纹和人们对这种花纹的诧异己历时几百年，观察的次数不下于亿万次，因而不见得还能在这方面发现什么新的东西。但是在一个美妙的冬日，有一个人以任何时候、任何人都未这么观察过的角度来观察玻璃窗上的这些花纹。他并不是发现了相似，而是发现了相似的规律性。他至多只向前多迈了一步，从大家看过后满意地停下来的地方向前多迈了一步。相似的规律性，也就是自然体系中结构和协调的普遍规律，现在完全可以用数学方式将它们表达出来了。柳比歇夫著作的研究者之一，尤里·阿纳托里耶维奇·施列捷尔写道，在这篇文章中，柳比歇夫提出了科学中两个新的部类：相似理论和“不占空间的对称式”的理论。玻璃窗上的花纹突然出人意外地补充了柳比歇夫所描绘的世界。为了描绘这个世界，他到处收集材料，从最普通和司空见惯的现象中收集材料，他终于获得了新的和更为深刻的理解——于是平凡的变成了不乎凡的。对于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来说，最不起眼的东西可以成为发现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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