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我们的绅士（1965）
说英国文学研究与教学现状一切都好的人，不是绝对的乐观，就是具有自欺的天分。这个领域明显萎靡，像做错了事或丢了魂。无论是在知识严谨还是思想独立方面，英国文学研究者的素质都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比不上搞经济的学者，比不上好的历史学人，更比不上自然科学家。英国文学研究者的动机要么不明，要么有点虚伪。
今日，学生选读英国文学，是因为需要时间去写小说诗歌，去演戏，写剧本，或只是因为在从商和开始严肃生活前，念英国文学看上去像个容易的选择。阅读受教育之人本应该阅读的大量好书，是度过大学三四年时光的愉快方式，比学经济学需要的数学或外语不规则动词要愉快得多。
研究领域的萎靡性质不同，但并不就少些忧心。研究这个概念用于文学，本身就有问题。当需要编辑的重要文本（这是文学博士研究的原初意义所在）越来越少，当有待廓清的历史问题或专业问题变得越来越不实，整个论文产业就变得越来越空洞。寻找真正的题材已是困难任务。许多博士论文，尤其是四平八稳的论文，研究的是琐碎的东西，狭隘的东西，以至于学者本人也对研究对象失去了尊重。
二十出头的年轻人面对莎士比亚、济慈或狄更斯应该说点儿深刻重要的新东西；这不但自相矛盾，而且令人困惑。对于文学经典，很少人能发出新见；年轻人就要发出新声，这几乎是吊诡的想法。文学包含了丰富的人生，理解文学也需要丰富的经验。那么，究竟选择走哪一条？在日渐荒芜的文学大地寻找可怜的碎片，还是追求宏大、不安、含混、早熟的原理和判断？哪条才是学科正道？“英国文学”是不是打着学术的幌子？阅读他在日常生活中很可能会阅读、或阅读他自认为是有教养的社会成员应该阅读的小说、诗歌或戏剧，这时，究竟会发生什么？实现什么？
这些问题不只是在英国文学领域中出现。研究的问题，研究意义的问题，也适用于整个艺术领域。但是，许多英国文学教学与研究者的桀骜固执，他们在公众面前的互相攻击（这似乎是他们表达异议的职业特性），暗示这些问题已经相当尖锐。我想把问题放在某种历史和伦理的焦点下考察，然后指出我们现实困境的根源。事实上，这样做差不多是要追溯到英国文学学科建制的开端。今日需要说的许多话都暗含在莫里斯（William Morris）反对牛津大学设立英国文学讲习的著名异议之中。我们需要回到莫里斯表示异议的19世纪80年代，甚至回到法勒出版社编辑《人文教育读本》（Essays on a Liberal Education）和阿诺德写出《文化与无政府》（Culture and Anarchy）的19世纪60年代末期。我们必须在那里寻找建立英国文学学科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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