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设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迁来瑞金之后，便与原本在这里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合并，称“中共中央局”，由博古任总负责。这个“中共中央局”，亦即中共中央。
陈云到了瑞金，仍负责工会工作，在瑞金县沙洲坝乡胡岭背村的全国总工会，和刘少奇一起办公。
陈云细细阅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这部劳动法是1931年11月制定的。陈云发现，这部劳动法虽然是想为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谋利益，但是有许多地方照搬苏联的一些做法，完全脱离了江西苏区的实际情况。例如：
工人们实行8小时工作制（这在当时是“超前”的），青工们甚至只工作6小时。星期天发双薪，工人参军前要预支服役工资……
为此，陈云于1933年4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了《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一文。陈云以为，这是一种“左”的错误，他写道：“这种‘左’的错误，非但不能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积极性，相反的，只能发展一部分工人不正确的浪漫生活。”
1933年6月，陈云来到福建省长汀县城，考察那里的工人运动。
陈云还在1933年7月15日出版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18期上，发表《怎样订立劳动合同》和《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两篇文章，对江西苏区的工会工作谈了自己的意见。
就在陈云到达江西“苏区”不久，那里形势日益严峻。1933年10月，蒋介石采取“步步为营”的新战略，对江西“苏区”发动强大的第五次“围剿”。在中共党内，博古掌握大权，加紧排斥毛泽东。邓小平这时受到点名批判，即所谓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
1933年9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籍军事顾问李德到达瑞金。从此，博古把军事指挥权交给这位实行“左倾”军事路线的“洋高参”。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红都瑞金举行。会议的基调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这“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就是指毛泽东。
在这次会议上，陈云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会选举产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项英、陈云、王明、康生、任弼时、张国焘、毛泽东。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为：刘少奇、朱德、关向应、邓发、凯丰。
陈云还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云、王明、张国焘。
此外，据钱听涛《他们，完成了一次历史的转折——从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组成人员考析》（原载《上海党史研究》1995
年第2期）等文献，项英是否进入了常委，尚待考证。
关于陈云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常委一事，陈云本人曾持否定的态度。
陈云在1982年12月28日所写《对遵义会议调查报告中几个问题的答复》中说：
（六届五中全会）没有设书记处和常委。
为什么在有的历史文件中或一些同志的回忆中会出现书记处书记、常委的名称呢？我想，这是由于当时中央虽然没有正式设书记处、常委，但有一个处理日常工作的领导核心，而这个核心的名称又不那么固定，不那么严格的缘故。
但是，在陈云去世后，《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讣告》中却写明：
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任白区工作部部长。
为什么《讣告》所述与陈云所忆不一致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钱听涛先生曾作了如下考证：
经中央档案馆李云龙查阅了许多文件、电报和会议记录，发现：六届五中全会时开始正式成立书记处。当时一切组织问题是请共产国际决定的，因此五中全会召开前曾拟出政治局、书记处名单，向共产国际请示。今有1943年9月7日、11月21日张闻天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记录为证，还存有1933年12月5日博古发给共产国际的一份电报及1933年12月12日共产国际对此电的复电，均提到成立书记处。这是可靠的原始档案。至于陈云所以会产生以上回忆，我认为是由于当时党内民主生活不健全，重大问题并未召开书记处（常委会）会议讨论，特别是在博古主持工作的一段时间内。如召开六届五中全会这样重大的事情，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就未让参加会议的准备工作，而不是政治局成员、仅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担任军事顾问的李德却在1933年9月到达瑞金后就取得了中央军事指挥上的决定权。所以陈云记忆中未有书记处（常委会）。五中全会成立的书记处，其职权相当于过去的常委会，而且两种名称常常混用。
他影响了中国「pdf+epub+mobi+txt+azw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