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8年11月28日召开的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报告事项第七条为委员长李四光所提出的“秘书、会计、工程师人选”。其中秘书和会计皆已明定人选，亦在会上获得通过。而工程师一项，李四光此时尚未提出明确人选，会议因此决议“由委员长负责聘定” [298] 。
在这次会议后不久，李四光即离开武汉，重新回到上海。当时他的精力，主要投注于在上海成立不久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工作中。建委会决议由李四光负责新校舍总建筑设计师的选择和聘任工作，一方面是因为兹事体大，需要身为委员长的李四光直接负责，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因素，或许是考虑到李四光身在上海的便利。作为民国时期中国最发达和最国际化的都市，上海在近代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史上，无疑具有无可匹敌的领先地位。在当时中国的建筑界，上海也是人才最为集中、思想最为活跃的一个聚集城市，因此武大建委会在成立之初，便将新校舍建筑师的选择范围，锁定在了当时上海的建筑业界。
由于相关历史资料的缺乏，李四光在上海物色建筑师的详细过程，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从见诸史料的记载中我们只知道，在1929年2月中旬，他已和美国建筑师开尔斯确定了合作意向，并于16日同周鲠生、王星拱等人一同回到了武汉。 [299] 在1929年1月15日召开的国立武汉大学第十六次校务会议上的讨论事项中，曾有“李仲揆委员电请聘齐兆昌为副工程师，月薪四百元案” [300] 一项记录，这表明，李四光当时应该也已经确定了总建筑师人选，正在着手聘请他的副手。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李四光找到开尔斯并初步达成聘请其为武大新校舍建筑总工程师意向的时间，应在1928年12月到1929年1月中旬。
关于建筑师开尔斯，其留在中国国内的文字记载吉光片羽，且错误百出，多有互相矛盾之处，如关于他的生卒年、英文全名等基本信息，都记载不详或说法不一。至于他的生平经历，前后两本《武汉大学校史》上，尽管都声称开尔斯“1918年到中国从事工程技术工作，二三十年代曾参加过中国许多大工程的建设”，但其究竟参加过哪些“大工程的建设”，则语焉不详。 [301] 从国内现存的文献资料来看，这位美国人开尔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恐怕并不能算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建筑工程师，在清末民初活跃于中国的一大群美国建筑师的群体之中，我们很难在中文的文献史料中找到开尔斯的身影，唯有在美国的一些英文材料中才能寻到一些蛛丝马迹，还原出这位神秘建筑师的身世和经历，在此方面，近年来建筑学界已取得一些新的进展。 [302] 于此基础上，本书在进一步发掘海外英文史料的同时，也将试图从开尔斯的早年生平经历中梳理出一些值得关注的信息，这些信息将成为帮助我们理解和分析他在珞珈山建筑实践的重要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