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
作者:夏济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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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6月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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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中文
读着鲁迅给时玳的信，我不禁感慨，左翼作家们虽贵为上海大都市的知识分子，但他们的懦弱、狭隘、自负竟丝毫不亚于鲁迅老家绍兴的农民、乡绅，若是鲁迅把他的所见所闻写出来，那该是怎样一部绝妙的讽刺小说，而那些可笑又可悲的人物，又该引起怎样深刻而广泛的反响。然而现在鲁迅深陷蜗争，对自己的小世界一头混沌。
至于外面的大世界，鲁迅的眼界则愈发模糊扭曲。威廉•舒尔兹(William Schultz)认为1926年是鲁迅创作生涯的终点，自那年起，甚至早自《彷徨》，鲁迅的革命热忱高涨如焚，世间万事万物都必在马克思主义的厨台上切磨翻炒、装盘消化。整个世界变得如此浅显单一，扼杀了他所有的深思和想象。一旦接受这种现成的理论，鲁迅就再也无法看清事态的多面性，也无法细察个人问题或民族危机的真相。似乎他年岁愈长，思想反而愈发平庸肤浅。他虚耗了自己的精力，却怨工作太重。
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鲁迅忙于他的“日常工作”：汇编瞿秋白的作品，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翻印木刻及版画作品，也写点杂七杂八的东西。[24]倒不是说这些工作一文不值，只是以鲁迅的天资，未免有点屈才。他的文思早衰，对他个人以至整个中国文学都是一种损失。当然，鲁迅也写杂感，瞿秋白称之为“阜利通”(feuilleton)，[25]这些杂文精练短小、飘逸随性，足见其驾驭语言的功力。然而，自从他的生命价值观被他信仰的教条所简化，他的讽刺就再也无法传达出他早期作品里的那种丰富深意了。至于他与所谓革命作家的来往，虽然极其恼人，也跟他的理想信念背道而驰，但这段经历或许倒能让他耳目一新。然而适得其反，他们之间的来往只不过让鲁迅至死都陷在盲目的愤怒和空虚的绝望里。
左联的解散是鲁迅生命里最后一场危机。他不但要重新确定自己的立场，甚至他多年来引以为精神载体的马克思主义都岌岌可危，面对这场危机，鲁迅不仅没有洞察敏思，还失掉了内省的自知，徒留下狭隘与固执，他竟以此为道德的力量。他知道要避免什么，但出于种种情绪，他无法与那些假“英雄”们合作共事，或是受他们领导。可即便如此，他也不得不迈出积极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