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 历史动力学：国家为何兴衰（用数学方式研究历史，像预测极 端天气那样预测未来的社会状况）

作者: 彼得·图尔钦

书号: 9787521720853

格式: pdf-epub-mobi-txt-azw3

出版: 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 11月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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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中文

尽管在1500年至1640年间，总人口的规模翻了一番，但精英人群的扩张速度更甚于此。1540年时，有6300户贵族家庭记录在册，到了1600年（即仅仅60年之后），贵族家庭的数量就达到16500户。这个数字进而于1640年攀升至18500户，但在内战结束后，于1688年下降至16400户。到了1760年，只有18000户贵族家庭——低于1640年的最高值（Goldstone，1991b，第113页）。精英人数迅速上升对所有阶层都产生了影响：在1540年至1640年，获封贵族的人数从60上升至160，获封准男爵和爵士的人数从500上升至1400，获封从爵士的人数从800上升至3000，有佩戴徽章资格的贵族人数从5000上升至15000（Stone，1972，第72页）。精英群体的规模迅速扩张（特别是在16世纪下半叶），由此造成的后果是精英为了就业和赢得政府庇护而展开日趋激烈的竞争。戈德斯通认为衡量这种竞争强度的方法之一是研究型大学的招生数据。在16世纪下半叶，大学招生数量急剧增加，并于1640年达到顶峰。到了18世纪50年代，精英阶层的内部竞争明显平息下来，大学招生人数下降至17世纪前的水平（请参见图7.6b）。另外一个反映精英内部竞争情况的现象是贵族之间的诉讼案件数量。在1640年至1750年间，作为原告或被告站上普通诉讼法庭的贵族人数下降了65%（Goldstone，1991b，第121页；数据来源于Brooks，1989）。

戈德斯通国家崩溃论的最后一个要素是普通大众的全民动员潜力（mass mobilization potential，MMP）。城镇工人和艺术家因为居住在权力中心附近而与全民动员潜力最为相关（特别是首都的工人和艺术家）。戈德斯通建议将三个可测算的要素纳入与全民动员潜力相关的研究。首先，我们可以测算实际工资的动态变化对城市人口造成痛苦的严重程度（譬如，用可购买的粮食数量表示平均劳动工资）。其次，年龄结构年轻化会提高群体动员潜力。第三，城市发展会吸引贫困的青年男性聚集到城市里，从而在贫困程度不断加深引发民众不满时，发挥至关重要的乘数作用，放大民众的愤懑。戈德斯通提出了以下方程式，将这三个机制产生的影响一并纳入全民动员潜力的衡量方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