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骗局：美国商业欺诈简史

作者:爱德华·J·巴勒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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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7月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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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中文

这种更加克制和有针对性的反欺诈监管理念，也影响了联邦政府对强制性信息披露方面的明显弱点的回应。根据社会心理学和经济学的研究结果，监管机构和立法者寻求改进信息披露标准的设计和实施。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社会科学家、反欺诈机构的官员和立法机构都参与了一场关于“如何降低企业过度成本，更好地调整信息提供的内容和流程，使其对相关投资者和消费者更有用”的辩论。随后进行了一系列政策改革，包括：1979年通过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关于“前瞻性声明”的第175条规定；证券交易委员会于1981年提出的公司综合披露框架；1980年国会通过的《诚信贷款简化与改革法案》。每一项改革都力求确保提供有关资料并减轻行政负担。“前瞻性声明”规则为企业发布盈利预测提供了便利，为那些做出诚实预测的企业提供了一个合法的避风港，使它们能够免受基于错误预测的欺诈诉讼。基于10年的研究和听证会，综合披露通过消除重复的文件要求，减少了信息超载，降低了合规成本。诚信贷款的改革通过限制私人集体诉讼的范围，减轻了债权人面临的法律风险。但是它也授权联邦储备委员会制定标准表格，以期提高消费者信用披露的可理解性和显著性。[59]

成本效益筛选的更自觉的应用并没有阻止监管机构的扩张。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采用了正当持有人规则（holder in due course rule），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对丧葬行业的掠夺性营销行为予以关注，最终出台了丧葬价格披露规则，克服了行业的强烈反对，遏制了最具侮辱性的欺诈行为。[60]然而，对市场机制的更大尊重标志着美国欺诈监管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是对监管当局的更广泛怀疑的一部分，而这种怀疑将推动数十年的放松监管热潮。

商业改进局和自我监管的磨损

甚至在1980年罗纳德·里根赢得选举、巩固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倾向对美国政府的影响之前，保守主义者反抗激进政府的民粹主义倾向，就对自律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了理解美国人对自由资本主义重新燃起的信心，我们需要回到二战后商业改进局所做的努力。这些努力总是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在商业改进局与政府反欺诈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的过程中，它们在更保守的成员中引发了越来越强烈的不满情绪，这些人预计监管会遭到更广泛的反对。

商业改进局的领导人正努力在政府反欺诈机构、激进的消费者团体和商业团体之间培养一种中间人的角色，这暴露了该组织在地理和代际上的断层。来自南方和西南地区的商业改进局管理人员，以及其他地方一些有企业背景的新任命高管，对迎合消费主义的策略感到无力。据当地商业改进局负责人的说法，如纳什维尔的丹·贝里（Dan Berry）、休斯敦的理查德·麦克莱恩（Richard McClain）、迈阿密的拉尔夫·斯马瑟斯（Ralph Smathers）和凤凰城的吉姆·怀特（Jim White），该组织的麻烦源于不接受商业机构的观点，过于专注于打击诈骗。被一名老派守卫描述为“我们小组中较年轻的保守分子”的“阳光地带”派系，希望通过对过度扩张的政府和家长式的消费者团体进行严厉批评，并坚称严格的自我监管是限制商业言论的唯一可行之道，从而吸引更多企业的支持。受席卷美国“阳光地带”的戈德华特主义[14]思潮的影响，这些人认为没有理由对消费主义作出任何让步。[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