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作者:杜赞奇
标签:中国现代史研究
格式:EPUB
出版: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7月 2020
大小:0.33MB
语言:中文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
在第三、四两章中，我们亦曾看到过另外一种形式不同的宗教团体，即秘密会党和教门。此类团体通常控制着这些乡村和集市中的互不统属的、半秘密的组织。我们在小刀会等组织中曾看到，他们是如何抵制国家、反抗那些危及其生活与世界的观念并保卫其自治的。第七章更好地解释了中国乡村地区的秘密社会和自卫组织与宗教权威的公共和协调角色的不同。现在，我仅想说明一下乡村社会存在的反抗外来权威的强大传统。
在“新政”初期，由国家主导下进行了两个现代化的试点，即袁世凯和赵尔巽所做的“新政”试点。我们先看一看赵尔巽是如何在山西强化国家职能的。赵氏作为署理山西巡抚，与署理太原府知府吴廷燮一起，于1902年发布了一系列“新政”命令，试图动员农村资源来达到国家的目的。罗杰·汤普森把赵氏的改革归于“封建”传统的改革之类。我没有办法发现赵氏与19世纪90年代的维新变法者之间有任何联系。汤普森把他看成是此种政治传统的继承人，看成是顾炎武、冯桂芬等的继承人（Thompson，1988：196）。在涉及地方一级的改革，特别是县级及县级以下的改革时，这些思想家确实吸取了“封建”的传统。为了把“封建”的传统注入地方政治体制之中，他们要求把地方领导人官员化，其职位可以世袭。在19世纪末，这意味着设立由当地人选举出来的人来担任官方或半官方的职位（Min Tuki，1989：133）。赵氏与19世纪90年代“封建”式变法者的联系可能更多是话语上的，而非直接的。
赵尔巽试图召请地方上德高望重的精英人士来出任重建后命名为“乡社”的组织的领导人即“社长”。这些乡村相对较小（约由10个村组成），比较灵活，由它们来担当新政的主要机构。重要的是要动员地方上德高望重的人士出来领导并认同这些机构，以便不仅实现改革的目标，同时亦能抵制衙门差役的勒索（Thompson，1988：194~195）。当然，此类想法包含有家长制的设想，但在国家扩展其权力之时，假如这样的机构行之有效，那么，它完全有可能制衡国家权力的强取豪夺与侵占。此种变法方案实行的理想条件是国家权力依靠地方精英来实现其目标，从而达到适度的、协调的扩展。这样，乡村中繁荣的团体生活就可能纳入到现代化过程中来，“封建”的叙述结构——此后不久即将被视为过时的、反革命的东西——就有可能在中国产生出一个现代市民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