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 世纪的诞生：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
作者: 汪晖著
格式: pdf-epub-mobi-txt-azw3
出版: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 5月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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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中文
孙中山的根本目标是“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而“思想之变化”是前提条件之一。这里已经显示了一种将文化运动与政党政治相结合的动机。他用“新文化运动”概括《新青年》《新潮》等出版物推动的思想潮流，不但为陈独秀、胡适及傅斯年、罗家伦等新老两代参与者所承认，也预示了这场运动与新的政党政治之间必然发生的关联。从“五四”时代“思想战”的格局来看，“新文化运动”一语特指以上述刊物及其追随者为中心的文化潮流，而与之对立或论战的刊物并不在这个范畴之内。文化运动是通过对抗、辩论而产生的，其政治性隐伏在思想和价值的对峙和互动之中。若没有论敌、论战、同盟和分化，我们不可能真正理解什么是“文化运动”。以“‘五四’文化运动”为对象，而不是单纯地陈述“新文化运动”，亦即将不同派别、观点、立场之间的对抗和论战的产生、形成、展开和转化作为对象，观察在这场剧烈的运动中，“文化”如何成为“新政治”的核心内容。
70年代以降，先是在北美，后是在中国，一种将“五四”文化运动定位为激进主义的思想运动的方式逐渐成为共识。著名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提法分析了启蒙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历史纠缠，慨叹中国启蒙运动的悲剧命运仍然是基调(23)；而史华兹开创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三重划分(24)，将思考的矛头主要对准了“五四”激进主义。林毓生将“五四”的“文化转向”解释为“借文化思想以解决问题的方法”（the“cultural-intellectual approach”），并认为这种方法（作为一种无意识）深深地植根于传统的儒家文化中，因此，“五四”的反传统主义和激进主义是传统思维方式的现代呈现。这就是作者所谓“中国意识的危机”。(25)但是，如何解释“五四”文化运动对新的政治的创造？激进主义政治以激进主义文化运动为内核和前奏，那么，如何解释20世纪中国这一独特的文化与政治的变奏？如何解释这一政治的文化内核？这些问题在上述两种解释中均未得到清晰的说明。
大约四十年前，迈斯纳（Maurice Meisner）率先将“五四”与中国的60年代放置于同一个脉络中进行观察，他指出：这两个相隔半个世纪的运动都是以“意识的转化”为宗旨的“文化革命”。(26)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观察，但未能得到充分论证。史华兹在讨论“五四”的“文化主义”时，试图连接迈斯纳与林毓生的观点，他说：“当然，毛泽东会坚持认为文化革命在其转变成政治革命时才能影响现实。但这一事实仍然是，如果‘文化’在1969年是具决定性的，那么它可能在1919年也是如此。”(27)通过将这一“文化转向”溯源于儒家传统的思想方式，“五四”文化运动中的“断裂意识”被重新连接到漫长的历史过程内部，迈斯纳问题中隐含的对于20世纪中国政治的独特性的观察反而湮没不彰了。这里的问题是：“五四”的“文化转向”所蕴含的断裂意识究竟从何而来？为什么20世纪中国革命政治始终与“文化革命”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