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自由的窄廊：國家與社會如何決定自由的命運

作者:詹姆斯．羅賓森 戴倫．艾塞默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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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衛城出版

出版日期:1月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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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中文

一九八九年，賈魯塞斯基將軍開始跟團結工聯談判時，戈巴契夫提出自己精心策畫的蘇聯民主化版本。民主化過程的一環是在一九九○年五月，選舉鮑利斯．葉爾欽擔任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到了這一年八月，葉爾欽因為對其他區域領袖宣布，他們應該「盡你們所能地吞下最多的主權」而一舉成名。接著，蘇聯死硬派發動政變，逮捕戈巴契夫，試圖力挽狂瀾。葉爾欽站在坦克炮塔上，勇敢地反抗政變，結果他活下來，政變失敗了。到這一年的耶誕節，蘇聯已經垮臺；到一九九一年夏季，葉爾欽當選新創設的俄羅斯總統。他賴以打敗四位共產黨徒候選人和一位死硬派民族主義分子的政見，包括一項類似波蘭正在進行的激烈市場改革計畫。民主制度加上經濟改革同時並進，一時之間，俄羅斯的專制國家巨靈似乎已被馴服。

葉爾欽挑選葉戈．蓋達（Yegor Gaidar）出任總理，負責推動經濟改革計畫。蓋達隨即任命安納托利．丘拜斯（Anatoly Chubais），主導推行國營工業的民營化計畫。蓋達和丘拜斯必須提出策略，以便把蘇聯的主要資產，放在民間人士手中。俄羅斯政府從一九九二年春天，開始出售商店和餐廳等小企業，人民可以免費或近乎免費的方式，取得自己所住公寓的所有權。一九九二年下半年，丘拜斯開始出售大企業，要求大型和中型企業必須以「產權憑證拍賣」的方式，出售百分之二十九的股權。而且，俄羅斯政府在一九九二年十月，發給每一位俄羅斯成年人名目價值一萬盧布的產權憑證，成年人只要拿出二十五盧布，就可以到本地的俄羅斯聯邦儲蓄銀行（Sberbank）分行，購買產權憑證。到一九九三年一月，將近百分之九十八的俄羅斯人都已經認領產權憑證；產權憑證可以出售，也可以用來在特定企業民營化時，換領該公司的股票。

第一次拍賣在一九九二年十二月舉行，大約一萬四千家企業舉辦這種拍賣，這些公司的大部分資產都落入公司員工和經理人手中。然而，有一項法律規定，員工和經理人可以用公司的自有資金，折價購買公司百分之五十一有投票權的股份。事實上，民營化公司大部分的資產，都變成以極大的折扣，交給內線人士，連先前比較廣泛發行的股票，都重行集中在一起。一九九四年時，工人平均擁有俄羅斯企業百分之五十的股權；到一九九九年，此一比率降到百分之三十六；到二○○五年，單一股東擁有公司半數股權的中大型工業和通訊企業比率，高達百分之七十一。

一九九五年的「以債換股」計畫，是民營化行動中爭議最大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政府把能源與資源部門中最有價值的國家資產，交給政治關係良好，承諾要出錢資助葉爾欽競選連任的一群人。下面要說明這種做法的細節：政府以集中在能源部門的十二家高度獲利企業當作擔保品，向銀行貸款，如果貸款沒有清償，銀行就有權出售作為擔保品的股票。事實上，政府本來就不打算還債，於是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到一九九七年二月間，政府出售尤科斯（Yukos）、西丹科（Sidanko）和蘇爾古特石油天然氣（Surgutneftegas）三家能源巨擘的股票，而且在每一家公司的案例中，貸款銀行都在拍賣中買下股票，不理外界的投標，或判定外界的投標失格，不能參與投標。葉爾欽當選連任後，深入參與這項交易的弗拉基米爾．波塔寧（Vladimir Potanin）和鮑利斯．貝瑞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兩人都進入政府任職，貝瑞佐夫斯基和另一位寡頭企業家弗拉基米爾．古辛斯基（Vladimir Gusinsky），藉著控制兩家國家電視臺，主宰了媒體業。

同時，葉爾欽推動、制定了一部憲法，讓總統擁有大權。沒有人能夠反對他，而且俄羅斯的轉型和波蘭不同，沒有涉及社會的群眾動員，沒有人推動大規模反對「以債換股」計畫。人民還投票給葉爾欽，讓他利用向新支持者籌募的資金，重新掌握大權。俄羅斯新菁英則利用自己的權力，從國家手中取得各式各樣的好處。一九九六年，俄羅斯經濟部宣布啤酒為非酒精性飲料，好讓俄羅斯最大的各家釀酒商可以避免加稅。但是，這些菁英活在最高層可能掌握很多專制權力的制度中，因此，葉爾欽下臺後，他們就成了普亭的獵物。一九九○年代內，西方人士原本希望俄羅斯能出現一個「自由民主」國家；但是，二○○○年後，一種新形態的專制主義正忙於利用前蘇聯時代的舊劇本，鞏固自己的地位。

亞歷山大．李維年科（Alexander Litvinenko）從內部看出端倪，李維年科是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的特工，聯邦安全局是繼承前蘇聯時代KGB（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機構，連總部都設在盧比揚卡廣場（Lubyanka Square）的同一棟建築物裡。李維年科和聯邦安全局從一九九四年起，就極常介入對抗車臣分離主義者的戰爭。就像李維年科所說，在這場衝突中，「特情人員享有寬鬆的運作自由，可以扣留、審訊和殺人，毫無法律限制」，就像美好的往日時光，也像俄羅斯「過渡到市場經濟」期間那樣。政府決定新設一個簡稱URPO（絕密暗殺小組）的絕對機密單位，絕密暗殺小組迅即涉入所有形式的「行動」。李維年科獲派跟這個單位合作，他解釋說：

我的單位收到命令，計畫暗殺企業家轉行政客的貝瑞佐夫斯基，他是葉爾欽總統的密友。沒有人告訴我們原因，但這件事不需要原因，貝瑞佐夫斯基是最礙眼的寡頭。

這種情形和西方經濟學家想像的休克療法大不相同，卻突顯特情機構的新活動，他們不僅建議殺害總統的朋友，還積聚了龐大的個人財富。方法是透過跟大毒梟結盟，同時利用大量的敲詐勒索手段。李維年科記得這樣的一件事：

有一個人跑去本地一家商店，自稱是警官，要索保護費。索討的金額不斷提高，從一個月五千美元，提高到九千美元，再提高到一萬五千美元以上。接著有人跑到店家的家裡，把店家毒打和威脅一番。

李維年科看得十分驚恐，還記錄了下來。但是，誰才可以信任呢？一九九八年七月，他認為自己走運了。葉爾欽任命外人普亭主持聯邦安全局，普亭是舊國安會的中校，李維年科跑去找他，把所有的牌攤在桌上，詳細說明自己記錄下來的所有犯罪和非法勾當。他回憶說：「我們會面前，我花了一整晚的時間，畫了一張圖，一一列出所有姓名、地點和關係。」普亭聽著、聽著，若有所思。同一天裡，普亭打開了一個他的「檔案」，李維年科就此遭到聯邦安全局開革。一位朋友告訴他：「李維年科，我不羨慕你，其中涉及共同的錢財。」共同的錢財？這表示普亭也參與其中。李維年科一位也認識普亭的朋友說：「普亭會讓你粉身碎骨……沒有人可以幫忙你。」二○○○年十月，李維年科跟家人一起逃出國，獲得英國的政治庇護；他寫了兩本書，記錄俄羅斯國家機器的貪腐和暴力。但是普亭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二○○六年十一月一日，李維年科在倫敦和兩位前KGB特工見面後病倒，他們在他的茶杯裡放了毒藥，三週後，他死於釙二一○引發的急性輻射症候群。

普亭接任總統後，除非寡頭是普亭的忠實盟友，否則他們的好日子就結束了──不是遭到流放，就是關進監牢，資產遭到沒收。一九八九年以來出現的少許自由是普亭的下一個目標。今天，俄羅斯的獨立媒體遭到打壓，新聞記者遭到謀殺，膽敢反對普亭的政客──最近的一位是亞歷塞．納瓦尼（Alexei Navalny），都關在牢裡或禁止參政，專制主義重返俄羅斯，依然桀驁不馴。

為什麼俄羅斯的「轉型」失敗得這麼悽慘？最基本的原因是俄羅斯在自由窄廊之外太遠的地方。蘇聯解體後，雖然國家制度經過重建，卻沒有怎麼設法改造情報機構。事實上，政客認為，他們或許可以像在車臣那樣，把情報機構收歸己用。這個問題的根源在於缺少人民動員，甚至缺少獨立的民間利益團體，無法阻止國家機器不受限制地施展力量，或是限制葉爾欽賦予大權的高層官員獨斷獨行。光靠民營化和經濟改革，無法創造普遍而合法的資產分配，變成受到制約國家巨靈的潛在經濟基礎。這種情形讓普亭逆轉一九九○年代的成就，鞏固新的專制主義。事實上，民營化，尤其是「以債換股」交易引發的不平等，不但造成俄羅斯的重要資產重新集中，而且徹底摧毀了改革程序的合法性。在普亭的領導下，這種情形使KGB非常容易恢復活力，掌握經濟與社會的控制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