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 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豆瓣8.8高分评价!中国近代史扛鼎之作:史学大家杨国强积数十年之功,贯通庚申之变(火烧圆明园)到甲午战争!增补三十万字,洋洋六十万言,深度剖析晚清中国!】
作者: 杨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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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 3月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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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中文
日本公使主导了朝鲜的政变,从而主导了牵动东亚三国的祸乱。在这个过程里,中国、朝鲜和日本已是重重纠结而相互缠绕。但随后日本政府收拾这场祸乱留下的一摊残局,却立意要把中国排除在外。因此,当外务卿井上馨自任主持交涉的全权大臣,在竹添公使出逃之后十五天到达朝鲜的时候,便以“无全权字样”为理由,拒绝同奉旨赴韩查办的中国大臣吴大澂“商议”,致使不肯“坐视不问”的吴大澂无从置问。 [14] 由于把中国排除在外,井上馨与朝鲜的交涉便能够“于此事原委概置不论”,而径行“要约三端”:“令遣使赴日谢过”,并索“被害商民恤款”和“使馆修筑费”。 [15] 不论“原委”,要害在于不论因果,不论因果,要害在于不论责任。于是“要约”下签订的朝日《汉城条约》遂成了无分曲直而专门以强弱定是非的东西。而当《汉城条约》使本为祸首的日本在“概置不论”中抹掉了责任之后,从长远着眼和根本着眼,曾被有心排除在外的中国便成了交涉的对象。因此,次年年初伊藤博文以全权大臣名义来中国,在天津与李鸿章接连会谈六次。伊藤要的是惩治中国统将,抚恤日本难民,以及中国撤回驻韩军队。虽说前两项因其涉及“甲申事变”里的是非之辨而致双方龂龂相争,并为李鸿章一拒再拒。但日本意中的重心所归则尤其在撤兵, [16] 而对于中国一方来说,“撤兵一节”既是“两国同撤”,比之惩治统将和抚恤日民于理犹少窒碍。 [17] 且淮军戍韩三年,已致“将士苦累嗟怨”,加上“朝城各国官商毕集,口舌繁多,日人又从中播弄,统将刚柔操纵,难尽合宜”,这个环境太过复杂,要找胜任的带兵官已“得人实属不易”。 [18] 以事实而论,中国之孤军远驻本非得已。在由此形成的判断里,显然是日军若能“尽撤”,则防日的戍军自可同时撤返。日本要求撤兵,而中国本来意不在长驻久戍。因此,折冲十五天之后产生的中日《天津会议专约》明定:一、两国“尽数撤回”驻扎朝鲜之兵;二、两国“均无派员”教练朝鲜军队;三、将来朝鲜若有变乱,两国如须派兵,应先互相“行文知照”,事定撤回。 [19]
当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议撤兵的时候,已明白地看到了其间内伏的远忧:
日本久认朝鲜为自主之国,不欲中国干预。其所注意不在暂时之撤防,而在永久之辍戍。若彼此永不派兵驻韩,无事时固可相安,万一倭人嗾朝叛华,或朝人内乱,或俄邻有侵夺土地之事,中国即不复能过问。此又不可不熟思审处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