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 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 (守望者·镜与灯)
作者: 汪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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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E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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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分类: 汪民安
Title sort: 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 (守望者·镜与灯)
日期: 01 11月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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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 12月 2021
修改日期: 01 11月 2022
大小: 0.33MB
语言: 中文
但是，身体成为主权的载体，并非没有前提。身体只有获得了公民身份，才能获得权利，才能和主权发生关系，才能承载主权。一个赤裸的生命，一个单纯的身体，怎样获得公民身份？只能借助出生，“出生（birth）直接成为民族（nation），以至这两个术语不可分割”[5]。出生-身体，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成为公民的身份标志。出生在一个民族和一个地点（它们的意象是血和土）后，你才能获取这个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公民身份不仅仅是平等原则的体现，还是对主权国家成员的确认。而只有获得公民身份，你才能获得权利。因此，身体和权利的联系通途必须有一个公民身份作为中介。置身于任何语境之外的人，置身于任何特定关系之外的人，置身于任何历史处境之外的人，也就是我们说的纯粹的人，或者说，赤裸的生命，纯粹的身体-生命本身，并不能自然地通向各种权利。难民，正是这样一个赤裸生命，一个典型的纯粹的人，他没有公民身份，因此，他的权利——也就是我们说的普遍人权——并不能获得保障。所谓神圣而不可剥夺的人权，“当它们不再具有属于一个国家的公民的权利形式时，表现出自己缺乏任何的保护和现实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才相信，“民族国家的衰落和人权的终结”，这二者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
这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奠定的关于身体和权利的基本观点，也就是阿甘本所说的生命政治的核心思想。但是，这种生命政治的思想在随后不断地发生变化。出生-身体和权利经常性地发生脱节。一方面，在20世纪，难民大量地出现，因为没有公民身份，这些难民无法在他们置身其中的新的领土获得权利；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制定了剥夺其居民的公民身份和国籍的法律（犹太人先被剥夺了公民身份，然后才被投进了集中营）。这两点，斩断了身体和权利的自然通道。这就导致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一个民族国家的领地内，存在两种性质的身体-生命：一种是有公民权利的生命，另一种是没有公民权利的生命；一种是本真的生命，另一种是没有政治价值的生命；一种是要保护的生命，另一种是不值得保护的生命。在这两类生命之间存在一个分水岭，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正是在这条界线的两侧，生命要么被国家法律秩序政治化，要么被国家法律秩序所排除，也就是说，要么是一个有权利的生命，要么是一个赤裸生命；要么是一个具有公民身份的人，要么是一个可以随意处死的牺牲人[6]。在牺牲人这里，身体并没有自然地通向权利。所以，这些难民，这些没有公民权利的人，他们并不受到政治机构的保护，而只是受到人道主义组织——一些并不具有政治能力和使命的组织——的眷顾。人道主义组织无论如何宣称人权的神圣性，但还是无以为计，它们没有实际能力使这种权利现实化。纳粹主义的种族屠杀正好可以放在这样一个生命政治的背景下来考虑。它的种族灭绝计划，是现代生命政治发展的逻辑顶点。集中营中的人，就是被排斥在政治共同体之外的人，他们没有权利，只“是在生物意义上活着，因此，他们逐渐被置入生命与死亡、内在与外在之间的边界地带，在此，他们仅仅是赤裸生命。那些被判死刑的人和那些在集中营里的人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被无意识地等同于牺牲人，等同于无须杀人的授权就可被杀死的生命”[7]。
